管仲老街那阵锣鼓越响，越该听听唐佩金当年敲着碗要饭的声
你去颍上管仲老街，周末晚上，灯一亮，锣鼓一响，人就跟被磁铁吸过去一样。年轻演员在台上翻扇子，脚步快得看不清。底下游客举手机，叫好。那场面，比庙会还热闹。可你听久了，那鼓点里像藏着点别的。不是喜庆，是潮气。像从淮河滩上翻上来的老泥，湿答答地贴在耳根上。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晓旭说过一句很透的话：“花鼓灯的起源，是庆祝丰收，再后来，是讨生活。”你细品。庆祝丰收那会儿，灯是甜的。到了讨生活，灯就咸了。有盐。有汗。有咽下去又返上来的苦。颍上花鼓灯这盏灯，从来不是被风花雪月点着的。
先有鼓声，后有灯名，它是从水患里泡出来的
颍上花鼓灯的历史，你说最迟宋代。行。那我们就从南宋“黄河夺淮”说起。黄河那一下改道，淮河就遭了殃。沿岸十年九涝。地淹了，人还得回来。回来了干嘛？治水，种地。累得直不起腰。这时候，有人抄起鼓，敲两下。有人跟着哼。哼着哼着，身子就动了。那鼓声，是给自己续命的。求个风调雨顺，也求个心里松快。不然，日子真没法往下熬。所以，颍上花鼓灯从根上就不是为了“好看”。它是个出气筒，是个避风港。水大的时候，人站在河堤上敲。水退了，人在淤泥里跳。跳完了，回家吃口热乎的。明天接着干。你说它野？它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。
唐佩金把灯捋出了章法，凤台怀远颍上从此三分淮河
清末出来个人物，唐佩金。颍上人。这人厉害。他把颍上花鼓灯那堆乱糟糟的东西，给捋顺了。唱腔，剧目，一样样规整起来。颍上的风格，跟凤台、怀远不一样。凤台的鼓猛，像炸雷。怀远的架势硬，像铁打的。颍上呢？舒缓。古朴。韵味长。你听颍上的灯歌，不急着往前赶。它往你心里绕。绕一圈，再绕一圈。等把你绕软了，它才松开。
唐家班在垂岗乡唐家湖，那会儿是沿淮的一面旗。唐佩金人称“万人迷”。你别看这外号有点旧，能在那么些灯班里被人记住，那得有多大本事？同时期，还有汪家班、李家班。一个乡拱出几个班，你想想那光景。唐佩金、黄华山、李传金、王传先、张少白、黄西城。这些名字，现在年轻人听着跟点名册一样。可老辈人一听见，眼睛就亮。那帮人，把颍上花鼓灯顶到了头一个高峰。
灾年“唱门头”，那才是花鼓灯最狠的底色
你别看灯班后来风光。它还有另一张脸。荒年，地里没粮。艺人背上花鼓，出去“唱门头”。就是挨家挨户门口唱。唱好了，人给半碗米，一个馍。唱不好，门都不开。你想象一下：一个汉子，衣裳破着，嗓子哑着，站在别人家门口，一句一句往外递。那会儿的颍上花鼓灯，不是艺术。是拿最后一点本事，换口饭吃。可就是这种活法，把灯传下来了。它长在底层，长在苦难里。淮河人拿它对抗命。命越狠，它越硬。
段晓旭说“生在底层，长在苦难里”，一点没掺水。你听老艺人唱“哭调子”，三句，就够你受的。那欢腾的鼓点底下，压着好几代人的怕和盼。怕水，怕饿，怕人散。盼风调，盼雨顺，盼一家人还能团一块儿。这些，全在鼓里。
黄金时代，抵灯抵到天明，逼出了大架势
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，颍上花鼓灯疯了。过年，村村响锣。元宵，灯班碰灯班。唐家班、汪家班、李家班，谁也不服谁。他们“抵灯”。就是对着干。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谁把观众吼住，谁就赢。从黄昏一直抵到天亮。那场面，比现在任何选秀都野。正是这股子“谁都不服谁”，逼出了手艺。扇花怎么翻才勾人，鼓点怎么走才抓心。全是抵灯抵出来的。颍上花鼓灯“大架势、大场面、大歌舞”的路子，就是那会儿定下来的。一场抵灯，几十号人铺开，扇花翻飞如蝶，锣鼓震天动地。老辈人说起来，眼睛还是亮的。那才叫灯。
从淮河滩到波兰，灯是一群穷人举起来的
那几年，不光颍上。整个沿淮的花鼓灯都在往上冒。1953年，怀远的冯国佩、郑九如去北京，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。1957年，怀远艺人随团去了波兰。锣鼓响到国外去了。颍上花鼓灯没掉队。它跟怀远、凤台一块儿，把淮河边这盏灯，端到了外国人眼跟前。你想想，从“唱门头”到世界青年联欢节，中间才隔多少年？灯还是那盏灯。人还是那方人。命不一样了。那是沿淮民间艺术集体的荣耀。不是一个村，一个县。是一整条淮河，把灯举了起来。
我有时候想，现在管仲老街上的年轻演员，他们跳的时候，知不知道脚底下这鼓点里，有多少人饿着肚子敲过？有多少人站在人家门口，为半碗米唱过？可能不知道。可不要紧。只要这灯还亮着，那点记忆就还在。只是得有人讲。讲给那些只看热闹的人听。让他们知道，颍上花鼓灯这一身的欢腾，是从多苦的水里捞出来的。
想看看那些从淮河边捡回来的老灯歌、老唱本，别去管仲老街的铺子里翻了。上剧本网找找。那上头有早年间从沿淮各村收来的手抄本。纸黄了，字洇了。可你慢慢看，能看出那灯里的苦和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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