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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弄明白《老来难》为什么能唱哭几代人，你得先把河南坠子怎么来的翻出来。这玩意儿不是哪个文化馆里拍脑袋发明出来的，它是从土里一点一点沤出来的，像陈年的红薯窖，外头看不出啥，下去之后那股子味能顶你个跟头。
我2018年在开封一个老院子里听个八十多的艺人讲古。他说他爷爷那辈，豫东皖北的地头上跑着三种唱曲儿的：唱道情的，唱莺歌柳的，还有弹三弦书的。各唱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可年成不好，饭不够吃，艺人也是人，得往一块儿凑。凑着凑着，调门就串了，跟地邻家的豆角爬到你家墙头一个道理。
一把坠胡改出来，整个戏种就“坠”下去了
这里头有个技术活儿，太关键了。原来的三弦书用的是小鼓三弦，音色亮堂，但单薄。后来有人把它改了——琴杆加长，琴筒蒙上蛇皮，弓子换成更吃弦的。这一改，出来个新动静。 那动静一响，场子里的人都愣了。它不像三弦那么脆，也不像二胡那么柔，它“坠”。往哪儿坠？往你的心口窝最底下那块肉上坠。后来的人管这乐器叫坠胡，管这新出来的戏叫河南坠子。
你问我为啥不叫“河南三弦”或者“河南道情”？你去听一次坠胡就明白了。那根弦一拉长音，跟有人从井里往外提水桶似的，一下一下，闷闷的，沉沉的，提到最后你不自觉地把肩膀都缩起来了。这就是河南坠子的命根子。没有坠胡，后头所有戏都立不住。
女艺人上了场，坠子就从“说书”变成“戏”了
早年间唱河南坠子的，清一色男的。很多还是盲人。一人一琴，往集头上一坐，连说带唱。后来辛亥革命以后，出来一批女艺人。这个变化太大了。
我不止一次听老艺人说，女演员的嗓子天生适合坠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河南坠子里的“苦音”和“悲腔”，女声一出来，那个又韧又薄的劲儿，比男声更抓人。尤其是唱到家长里短、婆媳恩怨、生离死别，女艺人一开腔，底下妇女们就开始掏手绢。
而且女艺人一多，家班就起来了。丈夫拉坠胡，媳妇唱，小舅子打简板，闺女报幕。一家人一辆大车，从这村到那村，跟个流动的小戏班一样。河南坠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从地摊坐唱慢慢变成能上土台子的东西了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，这玩意儿甚至进了大城市，短段子“唱曲”在天津、北京的茶馆里火过。后来又传到上海、沈阳。你想想，一个从河南农村长出来的野腔，能跑到上海去扎营，那得有多大劲儿。
《老来难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它是憋出来的
好，现在说老来难。这出小段儿的词，谁写的？说不清了。民间艺人一代一代加加减减，到最后成了个集体创作。可它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被那么多艺人传唱？
因为它踩着点了。
那时候的农村，日子苦。人一老，干不动活，就成了家里的“闲人”。你别跟我扯什么“家有一老如有一宝”，那是条件好的人家才说的话。穷人家，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。耳聋了，跟你说话费劲；眼花了，连锅里煮的是啥都看不清；牙掉了，面条都得囫囵咽。老人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可他越明白，越难受。
河南坠子的艺人把这些事儿一条一条编进去，用最白的大白话唱出来。那个年代的艺人没学过什么“社会调查”，他们就是天天在村里转，谁家老人被嫌弃了，谁家媳妇给公公甩脸子了，全在眼里。憋不住了，就唱。
这出戏最狠的地方，是它不骂年轻人
你仔细听老来难，它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着鼻子骂后生的。它就是把老人的难处给你“摆”出来。一句一句，跟老会计算账一样。耳聋怎么难，眼花怎么难，牙掉怎么难，腿脚不灵怎么难。
唱的人不骂，听的人自己受不了了。
我在周口一个集上见过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听完郭永章的录音，跟旁边人说：“这不就是唱的俺爹吗。”说完低着头走了，连刚买的锄头都忘了拿。
这比任何说教都毒。说教会让人烦，可“摆事实”没法烦。你总不能说人家唱得不对。你越听越对，越对越心愧。那种愧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。河南坠子擅长这个。它不教训你，它“涝”你。把你心里那些藏着的、不愿提的东西，一点一点涝出来，摊在太阳底下。
一面镜子照了百年，今天照出来的人更多了
现在听老来难，跟一百年前听，那个滋味又不一样了。以前是村里老人听，现在城里的年轻人也听。为什么？因为空巢老人比那时候只多不少。你在北上广写字楼里加班到十点，你爹妈在老家拿着个遥控器打瞌睡。你一年回去两趟，每趟待三天。郭永章一句“亲友见了嫌”，你眼前就全是你爹你妈的样子。
河南坠子的东西就是这样。它从光绪年间长出来，唱过战争，唱过饥荒，唱过生产队的牛，也唱过进城打工的火车。可绕来绕去，它最会唱的，还是人心里那点最软、最不愿碰的东西。
我这几年来回往豫东皖北跑，收了不少老段子的录音。有些词跟《老来难》一样，没有固定版本，一个艺人一个样。你拿印刷出来的集子去对，对不上。后来有个票友跟我说，你想找这些老底子，去 剧本网上看看，那上头有不少手抄本和整理稿。我上去翻了翻，还真有。那些本子不老，都是近些年热心人整理的，可词儿还带着那股子土劲儿，没被漂白。
这就行。只要词还土着，腔还野着，河南坠子就还没咽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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