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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老街一到周末就闹。锣鼓一响，人从四边往里涌。年轻演员在台上翻扇子、拧腰、腾跳，底下喝彩声能把老街的屋瓦都掀起来。你看着那满台的光，觉着这颍上花鼓灯热腾腾的，亮堂堂的，像刚出锅的油条。可你要再往里瞧，那鼓点里有另一层东西。沉的。湿的。像从河底翻上来的陈泥。
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晓旭说：“花鼓灯的起源，是庆祝丰收。再后来，是讨生活。”他这话轻。可你把它搁进淮河的历史里一泡，就重了。南宋“黄河夺淮”以后，这条河就疯了。水一来，地淹了。水一退，人还得回来。在那种一遍遍被冲、一遍遍又站起来的年月里，人怎么活？唱歌。打鼓。拿命往地里砸，也拿命往天上吼。那鼓声，是给自己壮胆的。那灯，是给自己照路的。颍上花鼓灯，就是从这水窝子里点起来的。
唐佩金那代人，把灯从泥里拔出来，又插进更深的泥里
清末有个能人，叫唐佩金。颍上人。他把颍上花鼓灯的唱腔和剧目捋了一遍。这一捋，捋出了章法。颍上的风格跟凤台、怀远不一样。凤台的鼓猛，怀远的架势刚，颍上的呢？舒缓。古朴。韵味长。你听颍上老艺人唱灯歌，那声音不急着往前赶。它往你心里绕。绕得你鼻子发酸。
唐家班在他手里，成了沿淮的一面旗。垂岗乡唐家湖，那会儿谁不知道？除了唐家班，还有汪家班、李家班。一个乡能拱出好几个班，你想想那是什么光景？那是村村有灯班、人人会哼唱的年月。那些名字现在提起来，老辈人眼睛还亮：唐佩金、黄华山、李传金、王传先、张少白、黄西城。一拨人，硬是把颍上花鼓灯顶到了头一个高峰。他们不靠别的，靠“抵灯”。就是对着干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谁把观众吼住，谁就赢。从头天黄昏，一直抵到天亮。那架势，比现在任何综艺都野。野得让艺人的手艺，一天比一天狠。
荒年背鼓走四方，那才叫“活着”
你别看那灯在节日里多风光。它还有另一张脸。灾年，没地种，没粮收。艺人就背上面花鼓，出门“唱门头”。一家一家门口唱。唱得好，人家给半碗米，一个馍。唱不好，连门都不开。你想想那场景：一个汉子，衣裳破着，嗓子哑着，在别人家门口，把颍上花鼓灯的歌一句一句往外递。那不是艺术。那是拿最后一点本事，换口吃的。可就是这种活法，把灯传下来了。
所以，段晓旭说它“生在底层，长在苦难里”，一点没夸张。颍上花鼓灯的底色，不是红，是土黄里带点苦灰。它欢腾起来像过年，可你一细听，那欢腾底下，压着好几代人的怕和盼。怕水，怕饿，怕人散。盼风调，盼雨顺，盼一家人还能团在一块儿。这些，全在鼓点里。你不信，找个老艺人，让他唱段“哭调子”。不用多，三句。你听完了，就知道那灯是怎么点起来的。
上世纪那几十年，是颍上花鼓灯的“黄金时代”
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，颍上花鼓灯疯了。过年，村村响锣。元宵，灯班碰灯班。你到垂岗、鲁口那一带问老人，他们能跟你唠一宿。说当年唐家班怎么摆大架势，几十号人往场子上一站，扇花翻起来跟蝴蝶阵一样。说汪家班的伞怎么转，说李家班的鼓怎么往人心口上砸。那会儿没有麦克风，没有灯光秀。就靠人。靠嗓门。靠脚底下的土。可那热闹，现在再也凑不出来了。
1953年，怀远的冯国佩、郑九如去北京，参加了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。1957年，又跟着团去了波兰。颍上花鼓灯没掉队。它跟怀远、凤台一块儿，把淮河边的这盏灯，端到了外国人眼跟前。你想想，从“唱门头”到世界青年联欢节，这中间才隔了多少年？灯还是那盏灯。人还是那方人。可命不一样了。那几年，是沿淮花鼓灯的高光。也是中国农民艺术被人正眼瞧的少有瞬间。
那灯光现在还在，就是得你走进去才看得见
现在去颍上，你问“花鼓灯还在吗”。在。你周末去管仲老街，能看见。年轻人在跳，游客在拍。挺好的。可我觉得，你得再往深里走一点。别只站在老街上看。你去垂岗，去鲁口，去那些还叫“唐家湖”的地方。你找找还有没有老人，愿意给你哼两句。他可能正蹲在门口择菜，可能正弯着腰晒粮食。你凑过去，别催。先跟他聊两句天。等他把手里的活干完了，点上烟，兴许就给你来一段。那一段，比老街上的热闹，值钱得多。因为那是原浆。不是兑了水的。
我见过一个八十多的老人，在自家院子里，拿着把豁了边的扇子，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“簸箕步”。那步子，慢。可你不敢快。你怕一快，就把那股气给搅了。他走完，坐回小凳上，喘着气说：“不中了。腿硬了。”可你看着他那双眼睛，还是亮的。跟那灯一样。亮不了多大片了，可它不灭。颍上花鼓灯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它从淮水边点起来，风吹过，雨打过，人还捧着。你只要肯走过去，它就能照你一下。不亮，可暖。
想找找颍上花鼓灯的老灯歌、老唱本，别去旅游街上的纪念品铺子翻。上 剧本网看看吧。那上头有些早年间从沿淮收来的旧本子，字都洇了。可你慢慢念，能念出那灯里的苦和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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