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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香玉的父亲教她吐字，说过一句特别狠的话：“吐字不清，道字不明，等于用钝刀杀人”。
不是杀别人，是杀自己。一个唱戏的，字吐不清楚，嗓子再好也是白搭。常香玉后来在河边喊腔，哪怕只有一个字吐不清，父亲也不放过，一板戏一遍一遍地重来。唱低音的时候，父亲躲到百十步以外的大树后面听，听不清就回来接着练。
豫剧名家演唱这件事，你听录音听到的是“味儿”，看不到的是那个“味儿”背后，每个人拿什么东西换来的。
常香玉：把豫西调的“悲”掰开，塞进豫东调的“亮”
常香玉的嗓子，不是一开始就“常派”的。
她13岁在开封唱红，靠的是豫西调的底子。但排《西厢记》的时候，她发现一个问题：豫西调苍凉悲壮，唱红娘那个俏皮活泼的丫头，怎么唱怎么别扭。搁别人可能就将就了，反正观众也听不出来。常香玉不将就。她把豫东调里高亢爽朗的东西拿过来，硬塞进红娘的嘴里。《拷红》里“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命”那句，活泼欢快，跟豫西调的苍凉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这件事在当时叫“欺师灭祖”。门户之见深得很，豫西调的人碰豫东调的东西，是犯忌讳的。但常香玉干了。她的唱腔后来被总结成“真假声混唱”，豫东豫西揉在一起，刚柔并用。你听《花木兰》里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，那股阳刚之气，不是嗓门大，是把两种地域的脾气焊在了一条嗓子里。
陈素真：12岁被轰下台，四年野台子“瞎胡摸索”出新腔
陈素真12岁在开封唱《反长安》，三句没唱完，被观众轰下台。搁今天的话说，社死。
她退回杞县，唱了四年野台子戏。那四年她干的事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叫“瞎胡摸索”。祥符调的老唱腔“不分剧情，总老板老调傻唱”，观众听得打瞌睡。陈素真就“不住嘴哼唱，把老唱腔加加变变，哼出许多新腔来”。
四年之后她重返开封，第一出戏选的还是当年唱砸的《反长安》。原来得倒彩的头三句，这回捞回来四个正彩。一个月之内连演不重样的戏，把《三上轿》这出“送客戏”硬唱成了热门戏。
陈素真的唱，行家给的评语是“沉而轻，朴而俏”。“轻”和“俏”这两个字，是从被轰下台的那四年里长出来的。一个没有被轰下去过的人，唱不出那个分寸。
崔兰田：那个鼻音，是把“苦”咽进腔里再放出来
崔兰田的唱，有一个别人学不走的东西：鼻音。
不是感冒鼻塞那种鼻音。她的归韵多用鼻腔和胸腔，行腔低回委婉，唱的是人物“内在情感的苦”。行家给她总结的规矩是五个“不”：“气不暴，声不抢，字不逼，音不撞，形不露”。
你听《秦香莲》里那段“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”，她不是往外“放”悲，是往里“收”苦。鼻音把声音压住，不让它散出去，那个苦就在腔里转，转着转着从鼻子里渗出来。民间有句顺口溜：“三天不吃盐，也要看看崔兰田”。一个唱悲剧的，能让老百姓把看戏排在吃盐前面，靠的不是“惨”，是那个“气不暴，声不抢”的控制力。真正的苦，从来不是喊出来的。
马金凤：“四句撑”被轰下台的人，用黎明喊出了一副金嗓子
马金凤早年的外号叫“四句撑”。
意思很直接：没有好嗓子，登台总唱不过四句就被轰下去。一个唱戏的，被观众用“四句”画了线，这条线比什么都伤人。
她没转行。她用无数个黎明去喊嗓子，硬是从“四句撑”喊成了“金嗓子”。后来梅兰芳看了她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“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”那个高腔把梅先生打动了，主动授艺，送她凤冠。
马金凤的唱，以假声为主，真假声结合，大段叙述性的豫东调“二八板”是她的看家本事。行内说她“刚健豪爽，酣畅淋漓”。那个“酣畅”，是一个被叫过“四句撑”的人，把每一声都唱到透的结果。
唐喜成和牛得草：嗓子坏了，就换一条路走到底
唐喜成17岁那年，嗓音失润。一个唱男旦的，嗓子塌了，等于饭碗砸了。
他没等嗓子“养回来”。他改武生，改花脸，同时硬练二本腔，假声。一个男演员用假声唱老生，在当时不是没人试过，但唐喜成把它练到了“高低音域相差八度，吐字尚能真切”的地步。行内叫他“响八县，一拿三”，生旦净都能拿下来。但他唱假声，没有旦角的“脂粉气”，《南阳关》里伍云召那股激越悲凉，是阳刚的。嗓子坏了这件事，被他硬掰成了一条新路。
牛得草走的是另一条。他学戏时“嗓音条件不好，没有高腔大嗓”，干脆选了丑行。丑角不跟你拼嗓子，拼的是嘴皮子和身上。他练出来的是“大本腔带后鼻音”，声润字清，活泼俏皮。《七品芝麻官》里那句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，换一副好嗓子用正剧的唱法唱，反而没那个味儿。牛得草的丑，是把一副不够好的嗓子，磨成了只有他能用的工具。
阎立品：为了一句唱，她把整个戏的调门提到F调
阎立品在“五大名旦”里，是那个最“抠”的人。她的阎派讲究“精细”，每一句唱腔、每一个声韵、甚至具体到个别音符，都要反复雕琢。
最具体的一个例子：《秦雪梅》是她的扛鼎之作。为了更契合人物身份，她把演唱调门提高到了F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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