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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漳州，你问“芗剧名角”，十个人能给你十个名字。有说市团的，有说县团的，还有说某个早就不唱了、成天在公园里吊嗓的老头。可你要问那些天天泡在野台子下的老戏迷，他们往往相视一笑，然后给你讲一个“角儿”。不是谁封的。是几十年前，某个庙会上，一嗓子把满场人唱哭了的那个。
我头回听人提“阿月”，是在漳州一个老戏园子门口。售票的是个阿伯，正眯着眼打盹。我问他：“今晚谁唱？”他眼皮都没抬：“阿月。”我又问：“阿月是谁？”他这才睁开眼，像看个不识货的：“阿月你都不知道？我们漳州的‘疯婆子’。”我乐了。疯婆子也能唱戏？他“哼”一声：“你等会儿看。她一出场，你就知道，这戏园子为什么还没塌。”
阿月不年轻了，可她的苦旦，能把人的魂儿从嗓子里勾出来
阿月出场时，我愣了一下。她瘦，黑，头发随便盘着。戏服套在身上，像挂件旧衣裳。可等她往台口一站，灯一打，眼一吊，整个人就变了。她演的是《秦香莲》。一张嘴，那“哭调”就来了。不是哭，是“噎”。像有块烧红的炭，卡在喉咙里，下不去，又不敢吐。我坐在第三排，听得后脊梁发凉。 旁边一个大爷，闭着眼，手指在膝盖上敲。他跟我说：“阿月这嗓子，是给神明借过的。你听，多苦。苦得能拧出水。”他说，阿月年轻时，在角美一带，是出了名的“哭调王”。谁家白事请到她，那“五子哭墓”一响，满院子孝子贤孙都跟着哭。后来她进了剧团，还是唱苦旦。有人劝她，说换个行当，太耗人。她不肯。她说：“我不唱苦的，谁唱？总得有人替这世上的苦命人，喊两嗓子。”
名角不是“演”出来的，是“熬”出来的
我后来在后台见过阿月卸妆。她坐在镜子前，拿卸妆棉，一下下擦。油彩褪去，露出一张沟沟壑壑的脸。她跟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们这行，最怕什么？不是穷，不是累。是‘空’。”我一时没懂。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：“就是唱到半截，忽然觉着，这心里没东西了。空得吓人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所以我天天看人。去菜市场看，去码头看，去庙口看。看那些人的眼睛。看久了，心里就满了。再上台，那哭调，才是真的。”我听了，心里发紧。所以，芗剧名角，哪是什么天分？是把自己当成个“容器”，把一城人的苦，都装进去，再唱出来。
有个老生叫“雷公”，他一开嗓，连狗都夹着尾巴
漳州的老戏迷，还爱提一个老生。外号“雷公”。早先在龙海一带，红得发紫。他嗓子冲，像六月午后的西北雨。我缠着一个见过他的大爷，让他给我学学。大爷清清嗓子，学了一句。声音不大了，可那股“冲”劲还在。他唱完，说：“雷公一上台，不用做动作。就一声‘苦啊——’，庙外的狗都夹着尾巴。”我笑了。他说：“你莫笑。那是‘丹田气’。他一口气，能从戏台这头，穿到那头。你坐得再远，都像有只手，在你胸口推了一把。”所以，芗剧名角里，雷公这种，是“火”。阿月那种，是“水”。一个烧你，一个淹你。反正都让你出不了戏。
名角也有“底”，他们的底，是漳州的街头巷尾
我渐渐发现，漳州人谈芗剧名角，不谈“艺术成就”。他们谈“像不像”。说阿月的秦香莲，像隔壁那个被丈夫丢下的阿花。说雷公的老生，像哪个祠堂里管事的阿伯。你听，全是“人”。所以，这些角儿的“底”，不在科班，在街头。在菜市场的讨价还价里，在渔港的咸风里，在那些半夜三更，还亮着灯等南洋客的老厝里。他们把这些“底”带上了台。你一看，就亲。像看见了自己家某个走了多年的长辈，忽然在戏台上，又活了过来。这，比什么“国家级演员”都狠。因为这是“认亲”。不是“欣赏”。
如今他们老了，可他们的“影子”还在台上
我后来见过一次阿月最后一次登台。她嗓子已经不行了。有几个高腔，没上去。可台下没人喝倒彩。大家都静静地看着。她唱到最后，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旁边的小生赶紧扶住。她摆摆手，接着唱。那声音，已经不像在唱了。像在“说”。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散场后，一群老戏迷围在后台，不吵。就站着。有人塞鸡蛋，有人递橘子。阿月坐在那里，手里抱着一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没哭。她笑。我站在门口，忽然觉得，芗剧名角，其实不是一个个体。是一个时代的“戏魂”。他们老了，可那魂，还在漳州的夜风里，飘着。你只要还能听见一声“哭调”，那魂，就没散。
所以，别在百度百科里找芗剧名角。你去漳州。去听。去巷子里问：“阿月还唱吗？”他们会告诉你。然后，你坐进那个快塌的老戏园子，等灯一灭，等那声“苦啊——”从黑暗里钻出来。你就会知道，谁才是名角。不是挂在墙上的照片。是那个，用一辈子的苦，把你唱得心里发烫的人。你要还想懂他们，就去翻翻老本子。我后来也常去 剧本网找芗剧的旧词。那上面，有他们当年唱过的。字是冷的，可你一读，眼前就热了。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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