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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随便问个武汉老戏迷：“楚剧哪儿来的？”他准告诉你：“黄陂呗。”再问：“确定？”他眼一瞪：“这还有假？黄孝花鼓，黄陂的花鼓！”
我原来也这么信。后来跑了几趟新洲，在一个旧书摊上翻到半本《黄州府志》，又跟几个八十多的老艺人蹲在祠堂门口抽烟，才发现这事儿，比我想的“黄陂独一份”要麻烦得多。楚剧这棵树，根须铺得远，不是哪个县能单独抱住的。
黄孝花鼓这个叫法，本身就把人带偏了
“黄孝花鼓”四个字，黄陂人爱听。为啥？因为“黄”在前，“孝”在后，黄陂在前。可你翻老地名、老行政区划，就发现一个问题：过去的“黄”，未必单指今天的黄陂。黄州府那片，西边一大块，包括今天的黄陂、新洲，还有红安、麻城边上，都搅在一块儿。
我查过几份老地图。清代的黄州府，像个大手掌，把好几个县都攥在里头。黄陂跟新洲，那时候就是邻居加亲戚。通婚、赶集、唱戏，全在一个圈子里转。你叫“黄孝花鼓”，可谁规定那“黄”就只姓黄陂一家？新洲老辈子人心里不服，不是没道理。
宋元明清那会儿，黄陂新洲是一个“文脉圈”
我后来在一位退休教师家里，看过他手抄的一堆旧志书摘录。他说：“你不看政区沿革，就分不清戏从哪儿来。”这话在理。
宋元到明清，黄陂、新洲这一片，都属于黄州府的核心地带。府学、书院、民间理学，传过来荡过去。老百姓赶庙会、看灯戏，也是这一个圈子里的事。楚剧的“前身”——西路花鼓——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沤出来的。
我不是说黄陂没功劳。黄陂当然有功。可那功劳不是“独一份”。而是“共一个灶”。一个灶上做饭，你淘米，他烧火，你切菜，他掌勺。最后端出来一碗好菜，你不能说这碗菜就是你一个人的。
艺人往汉口跑，黄陂话占了便宜
那后来为啥一提楚剧，满耳朵黄陂腔？这就得说“汉口”了。
旧社会，黄陂离汉口近。近到什么程度？天不亮推着独轮车出发，晌午就能到。所以黄陂艺人去汉口讨生活的，特别多。新洲呢？远。隔着山隔着水。于是汉口码头、茶园里的花鼓戏班，黄陂人一天比一天多。
黄陂方言就这么在汉口戏台上立住了。唱戏的人说黄陂话，听戏的人慢慢也听惯了。于是“黄陂话”就等于“楚剧腔”。可你想想，这是“传播地”赢了，不代表“发源地”就是它。就跟你楼下卖热干面的，是蔡甸人。你天天吃，觉着热干面就是蔡甸味。可热干面最早未必就是蔡甸人弄出来的。一个道理。
新洲那几位老爷子，才是楚剧“定名”的关键
我头回听人提“严少臣”“沈云陔”“陶古鹏”这几个名字，是在新洲一个老街的小茶馆里。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，拎着个旧保温杯，跟我说：“这几个，都是新洲出去的。楚剧后来能系统化、能上大台面，他们出的力，不比哪个少。”
说实话，我当时一愣。这几个名字，我过去只在讲楚剧史的书里见过零碎几行，从来没跟新洲往一块儿想过。那老师也不急。他翻出几页复印的旧资料，指着几段给我看。那上面的字都洇了，可还能认出来：“古黄冈西乡”。就是今天的新洲。
他说：“别的地方管这戏叫灯戏、哦呵腔、花鼓子。真正把唱腔、身段、剧目规整起来，给它定下‘楚剧’这个名的，是在汉口打码头的那批人。那批人里，有一大帮，就是古黄冈西乡出来的。”
我听着，没吭声。点根烟，心里头乱七八糟的。
楚剧不是“一个县的孩子”
我现在越来越觉着，楚剧根本不该被框死在哪个县。它是鄂东五水流域那一大片地方，几府几县，共同养出来的“野孩子”。今天你喂一口，明天他喂一口。最后长大了，出人头地了。你不能反过来问：你到底是谁家的？
问这个，不光小气，还容易坏菜。现在本来就人才断档、观众流失。你还在这儿“黄陂正宗”“新洲核心”地吵，把碗里的都折腾洒了。
我在黄陂听戏，觉着好。在新洲听戏，也觉着好。两边老艺人，一开口，都是那副又苦又韧的腔。你非要说谁比谁“根正”，就没意思了。楚剧这玩意儿，从来不是靠“正宗”活的。它靠的是“宽”。能容人，能容腔，能容得下几个县的老百姓把各自的苦和笑往里倒。
认源头，是为了别断流
所以你现在问我：楚剧到底发源于哪儿？我会说：你问的是哪一段？如果是“哦呵腔”那会儿，那是鄂东这片土上星星点点冒出来的。如果是“黄孝花鼓”成气候，那是黄陂新洲一起拱出来的。如果是“楚剧”这俩字真正定下来，那汉口码头才是关键。而那码头上，站着黄陂人，也站着新洲人，还站着孝感人、红安人、麻城人。
他们一块儿，在汉口的茶馆里、在长江边的风里，把这个戏，磨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样子。
别让“唯一发源地”这种话，把这么好的一出戏，给说窄了。你要是想看看早年的那些痕迹，去找找旧资料。比如 剧本网上就有些老本子，黄陂的、新洲的、孝感的都有。你翻一翻，就明白了。那上面的词和腔，不是一个县能独吞的。那是一条河，流过了好几个县，才汇成今天这一汪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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