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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 离开老家多年，都快忘了家乡话怎么说了。可突然在某个夜晚，手机刷到一段模糊的老戏，听着那土得掉渣的腔调，一下子，眼眶就热了。 四平调对商丘人来说，大概就是这种存在。它早就不只是一出戏了。它是一把能打开记忆的旧钥匙。
剧本里装着的，是整个商丘的“活法”
你得承认，最能留住一个地方模样的，有时候不是史书，是戏文。四平调的剧本，就是商丘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“生活日记”。 它不讲什么帝王将相的大排场。它演的是啥？是农村地头的鸡飞狗跳，是逢年过节的喜气洋洋，是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。你翻开《扒瓜园》看看，那种为了几拢菜地就能闹翻天，最后又在亲情里一笑泯恩仇的剧情，不就是咱商丘乡亲邻里间最真实的写照吗？ 这些剧本，像一面镜子，结结实实地照出了商丘人的精神世界。里面有他们的狡黠，有他们的坚韧，更有他们对“公道”两个字近乎执拗的信仰。这种信仰，你在《小包公》里能看到，在《陈三两爬堂》里能听到。它就这么一代代地唱着，把商丘人骨子里的价值观，揉碎了，喂给台下的后生晚辈。 老一辈人听着它，记起了根。年轻一代听着它，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跟这片土地的联结，比想象的要深得多。这种文化认同感，是任何说教都给不了的。
都说四平调姓“商”，这根到底是怎么扎下去的？
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有个问题就绕不过去：凭啥是商丘？四平调这个剧种，凭啥偏偏在这片地方生了根、发了芽？ 这就得把时间倒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了。那时候商丘有一帮子老艺人，守着“苏北花鼓”这门讨饭的手艺。花鼓好听，够土，但总觉得单薄了点，撑不起一台大戏。 怎么办？这群老艺人干了一件特别大胆的事儿——拿来主义。他们就像开了一间音乐的“炼钢炉”，把花鼓的魂当底料，然后疯狂地往里加料：京剧的规整身段，抓一把；评剧的平易近人，尝一口；豫剧的梆子爽利劲儿，也来点。就在商丘这个四省通衢的文化熔炉里，硬生生把几样东西烩成了一锅新菜。这锅菜，就是四平调。 所以你看，没有商丘这块南北文化碰撞的地界儿，没有当地人对花鼓那份深厚的群众基础，这事儿压根成不了。
成了“角儿”的戏，成了几代商丘人的“接头暗号”
说一千道一万，戏得有人看，有人传，才能算活着。 四平调最牛的地方在于，它真的把自己活成了商丘的一个文化符号。你去商丘，随便找个上点年纪的人问，谁不知道《小包公》？谁没哼过两句“家住安徽庐州府”？拜金荣老师演的那个“小包公”，早就跟商丘人的童年记忆焊死在一起了。
《陈三两爬堂》也一样。那一声声泣诉，把商丘人心里那份对弱者的同情，对正义的渴望，唱得淋漓尽致。这些剧目，早已超脱了剧本本身，成了一个地方几代人共享的情感密码。演员在台上一亮嗓，台下老头老太太闭着眼都能跟着唱。那场面，那种默契，才是一门艺术真正扎下根的模样。
说到底，四平调和商丘，就是藤和树的关系。商丘这片深厚、包容又不失泼辣的文化土壤，滋养了这棵戏曲之树。而这棵树，也用自己最独特的年轮——那一部部鲜活的剧本，把商丘的风、商丘的土、商丘的人，都刻进了自己的生命里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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